第 651 章：广州开厂

从深圳回到香港的第二天，顾长根就让高晋去了广州。

高晋走之前，顾长根把话交代得很清楚：“深圳是荒地建新厂，广州是老厂改设备。两码事。深圳那边村里人没工作，给口饭吃就感恩戴德。广州这边是老国营厂，工人有铁饭碗，你给他们换设备，他们未必领情。你得找到那种快撑不下去、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厂，才有得谈。”

高晋带着两个人到了广州。七十年代末的广州，跟香港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火车站出来，满街都是自行车，偶尔一辆上海牌轿车开过去，行人纷纷侧目。路边的小摊上卖着肠粉和艇仔粥，热气腾腾的，价钱便宜得让高晋以为听错了。他找了个招待所住下，一晚八毛钱，房间里有张木板床和一台摇头电扇，电扇转起来哗啦哗啦响，高晋半夜被吵醒了两回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通过省外贸部门的熟人搭上了线。那人姓方，在广州外贸口干了十几年，对当地的老厂情况门儿清。方同志四十来岁，瘦高个，说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，在办公室里给高晋泡了杯茶，一边倒一边说：“广州的老厂多了去了。纺织、电子、五金、化工，每个行业都有几家半死不活的。但你要找那种能谈的，得满足两个条件——一是设备确实旧得不行了，二是厂领导有想法、愿意折腾。两个条件缺一个，谈了也白谈。有些厂长老得跟石佛似的，你跟他谈设备更新，他跟你谈人事关系，绕来绕去绕半天，最后什么也谈不成。”

高晋让方同志列了个单子，一家一家跑。

第一家是广州针织厂，在荔湾区，临着一条河涌，厂房是五十年代盖的，红砖外墙，玻璃窗碎了好几块，用报纸糊着。织布机全是国产老型号，运转起来哐当哐当响，隔着老远就能听到。高晋走进车间的时候，工人们正忙着换线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工弯着腰接断线，动作倒是利索，但旁边的机器隔三差五就断一次，她一个人看两台机器都忙不过来。

厂长老周五十多岁，在厂里干了三十年，从学徒干到厂长，一脸褶子，手上全是老茧。他见到高晋第一面就说：“我们厂的设备是旧了点，但工人技术好。你要是有好设备，我们就能做好活。”

高晋跟着老周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看到成品仓库里堆着一批出口的针织衫，质量不错，但产量上不去。老周说：“这批货是香港那边订的，人家要三万件，我们一个月只能做八千件，交期赶不上，订单飞了。第二批订单人家直接给了别的厂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脚边的废布堆得有一尺高，全是织坏了的次品。

高晋蹲下去翻了翻那些废布，断线、跳针、松紧不匀，全是设备精度不够造成的。他站起来问了一句：“周厂长，如果给你们换一批好机器，产量能上去多少？”

老周想了想：“翻两倍没问题。工人都是熟练工，手底下有活，就是机器不争气。”

高晋把情况记下来，没有当场表态，又去了第二家。

第二家是广州电子厂，在海珠区，做收音机和简单的电子元件。厂房比针织厂新一点，七几年盖的，水泥地面，墙上刷着白灰，但设备更旧。生产线上的波峰焊机是七十年代初的国产货，焊出来的板子虚焊率三成多，返修工人比生产工人还多。车间后面有一排长条桌，坐了二十多个年轻女工，每人面前摆着一摞电路板，用烙铁一块一块地补焊。烙铁头烧得发红，松香烟雾缭绕，呛得人直咳嗽。

厂长姓李，四十来岁，比老周活络，穿一件的确良衬衫，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。一见面就问高晋：“你们香港那边有没有好一点的焊机？我们这条线要是换了设备，产量能翻两倍。”他指着车间里那台老焊机说，“这台机器是七二年出厂的，当年算先进的了，现在早过时了。焊点温度不稳定，虚焊率降不下来。我们厂的返修工人比生产工人还多，天天加班，工资还发不全。上个月厂里开会，财务说账上只剩三万块钱了，下个月工资都够呛。”

高晋问：“你们现在有多少工人？”

“三百多。一半在返修，一半在生产。返修的工人比生产的还累，天天加班，怨气大得很。几个老师傅已经办了病退，年轻人又留不住，厂里青黄不接。”

高晋又走访了第三家、第四家、第五家。一家是做五金件的，在河南那边，厂里只有几十台老式冲床，冲出来的零件

毛刺多，全靠工人拿锉刀手工修。一家是做塑料制品的，注塑机是六十年代的老古董，做出来的塑料盆厚薄不匀，烧焦的糊点到处都是。还有一家是做玩具的，设备倒是还能用，但产品花样太老，出口订单接不到，车间里堆了一仓库卖不出去的铁皮青蛙和布老虎。

高晋把这些情况整理成一份报告，回到香港跟顾长根汇报。顾长根听完，平静地开了口：“针织厂做服装出口，电子厂做元器件出口，这两样正好是我们保税仓里囤得最多的设备。英国的织布机、荷兰的电子生产线，运过去就能用。五金厂和塑料厂那边，仓库里也有对应的设备。玩具厂先放一放，那个厂子的问题是产品不对路，不是设备不行。换设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你回去跟针织厂和电子厂谈，条件就按深圳的模式来——我们出设备出技术，他们出地出人，产品由我们包销。利润分账，他们拿四成，我们拿六成。”

高晋第二天又去了广州，这次直接跟两家厂摊了牌。

老周听完条件，沉默了半天。他蹲在车间门口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高晋没有催他，坐在旁边等着。老周抽到第三根的时候，忽然开口了：“我不是嫌分成少。我是怕厂子的性质变了，工人心里不踏实。这厂子从公私合营那会儿就有了，几十年的老厂，工人都是把自己当主人的。你进来换设备，人还是原来的人，地还是原来的地，但活儿怎么干、钱怎么分，全变了。工人能接受吗？”

高晋跟他说：“厂子还是国营的，牌子不换，工人身份不变。我们只是把设备换进来，把产品卖出去。赚了钱，厂里留四成，你们发工资、发奖金，我们不管。亏了钱，设备我们拉走，你们不担风险。另外，设备进来之后，厂里的老师傅得跟着学。不能我们的人一走，设备就趴窝。我们从香港派老师傅过来驻厂，手把手教。教会了，我们的人撤走，设备归你们管。”

老周又问了一句：“那食堂和后勤呢？现在厂里食堂是总务科管的，工人吃饭不要钱。你们进来之后，这个能不能不变？”

“食堂不变。工资也不变。我们额外发奖金，干得好的多得，干得差的少得。但底薪不动，铁饭碗还在。”

老周把烟头往地上一摁，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：“行。但有一条——设备进来之后，厂里的老师傅得跟你们的人一起装。不能你们装好了再让他们学，那就晚了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一起装，一起调，一起试。”

电子厂那边更好谈。李厂长本来就年轻，脑子活，一听有荷兰的生产线，当场就拉着高晋去看了厂房，指着东边一块空地说：“这块地我早就想扩了，一直没钱。你们要是把设备弄进来，我这边就能扩两条线。工人不够可以招，厂房不够可以盖，但设备必须得好。”

高晋问：“厂里的老师傅有多少？”

“电子这块有五个老师傅，干了十几年了，手艺没得说。就是设备拖了后腿，换了好机器，他们能带出二十个徒弟来。”

三方谈了一个星期，合同签了。顾长根从保税仓调了一批英国的二手织布机运到针织厂，又从荷兰调了两条电子元器件生产线运到电子厂。设备从香港过口岸，走黄埔港报关，一路用卡车拉到厂区。卸货那天，针织厂的老周站在卡车旁边，看着工人把织布机一台一台搬下来，伸手摸了摸新机器的铁壳子，回头跟旁边的副厂长说了一句：“这东西比我们厂里那批老古董强了不止一代。”副厂长伸手摇了一下机器的转轮，轮子转起来又轻又稳，几乎没有声音，副厂长愣了一下：“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安静？”

高晋在旁边笑着开了口：“好机器都安静。你们那几台老机器响得跟拖拉机似的，其实是轴承磨得差不多了，快散架了。”

设备装好之后，白玲从香港带了八个老师傅过来驻厂。针织厂这边四个，电子厂那边四个。老师傅到了厂里，先把设备调试了一遍，然后手把手教工人操作。

针织厂的老师傅姓陈，在香港的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，调机器是一把好手。他带着几个广州工人拆了一台旧织布机，把零件一个一个认了一遍，再装回去，装完了让工人自己动手拆一遍。拆装练了三天，工人摸熟了机器的脾气，才开始正式上机操作。

第一天正式开机，织出来的布还是断线。陈师傅蹲在机器旁边听了半天

，把张力器调了半圈，又试了一卷布，还是断。再调，再试。调到第三天，终于出了一卷完整的布。陈师傅把那卷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，递给老周：“你摸摸这个手感，跟你们以前织的比一比。”

老周摸了摸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比我们以前的好两档。”

电子厂那边更费劲。荷兰的生产线是全自动的，工人只要会按开关、会看仪表就行。但广州的工人之前用的都是半自动设备，一看全自动的机器，心里发怵，不敢碰。老师傅姓吴，脾气好，一个一个教，教完了让工人自己试。试坏了他修，修好了再试。

有个年轻工人叫阿明，第一次上手就把温度调错了，烧了一块板子。吴师傅没有骂他，把烧坏的板子拿过来看了看，指着上面的焊点说：“你看，这里的锡没化开，是因为温度太低。你调高了，又烧糊了。温度就在这两个点之间，你慢慢试，试几次就知道了。”阿明试了十几回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温度，焊出来的板子又光又亮，他拿给吴师傅看，吴师傅点了点头：“行了，出师了。”

试了半个月，工人慢慢摸透了，产量开始往上走。针织厂的月产量从八千件涨到了两万四千件，电子厂的虚焊率从三成降到了百分之五。

第一批成品出来的时候，白玲从香港请了质检员过来。针织厂这边查了三天，质检员在报告上写了两个字：合格。电子厂那边查了两天，报告上写了三个字：优等品。

老周拿着质检报告，手都在抖。他当了三十年厂长，头一回看到自己厂里的产品被评为优等品。他把报告贴在厂门口的公告栏上，围了一圈工人看，老周站在旁边，嗓子有点发哑：“以后我们的产品挂香港的牌子出口，卖到东南亚去。你们好好干，年底奖金翻倍。”围观的工人哄了一声，有人拍巴掌，有人咧嘴笑，车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，机器声听着都比以前顺耳。

李厂长更直接，拿着报告跑到车间里，跟工人说：“这个月工资全额发，奖金按产量算，多干多得。”车间里几个女工当场就哭了，上个月工资只发了六成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

第一批货从广州装车运到香港的时候，老周和李厂长都跟着车到了口岸。看着集装箱过桥，老周站在桥头，忽然跟高晋说了一句：“我干了三十年，头一回觉得这厂子有奔头。”李厂长站在旁边，没说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递给老周，自己也点了一根，两个人站在桥头抽烟，看着货车过完，老周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：“老李，你那边还缺人不？我厂里几个工人的老婆也想进厂，你那边要是扩线，给安排几个。”

李厂长点了点头：“扩线肯定扩，荷兰那边的第二条线已经订了，下个月到。你让她们来，我这边正缺人。”

广州这两家厂跑顺了之后，顾长根没有停下来。他让高晋在广州又找了几家老厂，一家是做五金件的，一家是做塑料制品的，一家是做玩具的。五金厂的设备从保税仓调了德国的冲床过去，塑料厂调了意大利的注塑机，玩具厂那边没换设备，顾长根让白玲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过去，帮厂里重新设计了产品花样，把铁皮青蛙改成了电子遥控车，订货单一下子多了起来。

到了1980年春天，广州这边合资的厂子已经有了五家，工人加起来两千多人，产品从服装到电子元器件到五金件到塑料制品到玩具，全部出口。针织厂的老周后来给顾长根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厂里盖了新的宿舍楼，工人搬进去了，食堂也翻新了，每个星期能吃上两顿肉。

顾长根有一次去广州看厂，站在针织厂的车间里，看着织布机一排一排转着，工人来回巡视，地上堆着刚织出来的布卷，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：“广州这边的底子比深圳厚。深圳是荒地建新厂，什么都要从头来。广州是老厂换设备，换完了就能跑。以后内地开放了，广州这种老工业城市比深圳更有后劲。”

白玲蹲在仓库门口翻着刚出来的成品，一件一件地看针脚，头也没抬：“这厂子跑顺了，人也带出来了。老周手底下那几个班组长现在都能自己调机器了。过阵子让香港的老师傅撤回去，省得老占着人家的岗位。”

顾长根点了点头，转身出了车间。厂门口的路还没修好，坑坑洼洼的，一辆拉货的卡车开过去，扬起一阵灰。顾长根站在路边等灰散了，才上了车。